当前，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世界多极化、经济全球化持续演进，气候变化、贫富差距、能源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凸显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“金钥匙”。ESG，即环境(Environment)、社会责任(Social)和公司治理(Governance)，是目前国际社会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，是应对气候变化、不平等、传染性疾病等多重挑战的有效工具。

　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我国一直坚定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。2020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双碳”目标后，我国ESG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。ESG不仅成为评估企业综合水平的关键标准，而且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、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、助力美丽中国建设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，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。

　　财税政策在引导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

　　以ESG为代表的可持续性发展理念日益受到重视。发达国家ESG建设多以自发为主，而我国ESG发展离不开政府与政策的引导。财税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，在引导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，可以推进企业统筹自身发展目标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，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，激励企业提高ESG表现的自觉性，从而实现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。

今日需要关注的数据有，德国8月CPI年率终值、加拿大8月失业率和美国7月批发库存月率终值。

今日需要关注的数据有，中国8月贸易帐、德国7月季调后工业产出月率、欧元区第二季度季调后GDP季率终值和美国截至9月2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。

　　在环境(E)领域，ESG高度契合我国“双碳”战略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，是助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，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力量。财税政策可以充分展现政府环境保护的态度和决心，从激励与约束两方面“双向用力”，引导企业把握绿色发展机遇，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，对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具有积极意义。

　　在社会责任(S)领域，财政是推动国民财富增长和促进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，承担着“做大蛋糕”“分配蛋糕”“引领变革”的重要作用。财税政策可以通过改革财富分配制度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增强企业的积极性与创新能力，推动社会财富总量增加，做大做好蛋糕。税制改革可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，促进合理分好蛋糕。特别是第三次分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，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参与慈善捐赠，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，促进共同富裕。

　　在公司治理(G)领域，ESG作为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，它强调环境、社会与公司治理的协调发展，体现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融合的发展理念，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。政府对ESG的重视能够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，强化投资者对企业相关风险和价值的认识，缓解市场环境中的信息不对称。特别是激励创新与投资的财税政策，将直接影响企业研发与投资的成本和收益，分散创新投入风险，加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助力企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我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

　　近年来，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培育新质生产力，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激励企业提高ESG表现的财税政策，有效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、社会责任，不断提高治理水平，推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。

　　在引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方面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财税制度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导向，健全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，加快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，在推动生态修复治理、资源节约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我国不断优化税收政策，目前已逐步构建起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，以资源税、耕地占用税为重点，以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为辅助的绿色税收体系，既能有效抑制企业高污染高耗能行为，也有利于鼓励清洁能源发展，推动绿色消费，双向调节助力生态环境保护，在推进我国绿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24年我国一季度的经济表现良好，GDP同比增长5.3%，而3月的碳排放同比下降了3%，国民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“一增一减”无疑是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，构建了“多排多征、少排少征、不排不征”的正向减排激励机制，有利于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，引导企业提升环境保护意识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。资源税法从法律上确立了从价计征为主、从量计征为辅的税率形式，能够更好反映资源价格的市场变化，有效引导资源集约化使用。水资源税试点提高了企业的用水成本，促使企业优化用水结构，提升用水效率。耕地占用税有效引导企业节约集约用地，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“生命线”。实行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，引导企业采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。

　　财政政策在加强和规范生态保护补偿，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《生态保护补偿条例》明确规定，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，对开展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的企业予以补偿。

　　在激励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方面，税收政策是激励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有效杠杆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，企业或个人参与慈善捐赠活动，依法享受税收优惠。在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下，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总额不断增长，2020—2022年均突破了1000亿元，企业慈善捐赠占全国慈善捐赠总额的比例稳定在60%左右，企业参与慈善的深度与广度都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好水平，有效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，对促进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在促进企业提升治理水平方面，财税政策通过切实降低企业成本、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、引导企业合规经营，有效促进了企业提高治理水平，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。一是通过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，减轻企业税费负担，为企业发展添活力、增动能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持续推进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，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，2013—2023年新增各类减税降费超16万亿元，切实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，推动企业提升治理水平。二是企业创新享多重优惠。近年来，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涵盖产业链、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多税种、全流程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，不断夯实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，2023年企业累计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1.8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3.6%，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，有效增强了企业研发投入的信心和底气，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更大动能，为促进产业升级转型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税收力量。三是财税管理数字化，引导企业合规发展。在“以数治税”的体系下，通过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移动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，实现纳税人、税务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信息数据联通，管理体制不断完善，智慧税务初步形成。并且，多地打造了“项目—数据—服务—风险—应对”服务监管闭环，开展“一企一策”精准服务，帮助企业及时发现经济形势变化和防范涉税风险，有效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和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展望

　　企业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，企业的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，应进一步优化推进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，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。

　　在助力企业绿色转型，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方面，应推进现行税收制度“绿化”改革，建立健全多税共治的绿色税收调节体系，着力推动电力、工业、交通部门等碳排放量较高行业的绿色转型，拓展绿色税收的征税范围。同时，积极参与全球绿色规则的制定，稳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。

　　具体来说：一是推动电力部门转型，为进一步减少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，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，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约束和激励的引导作用，推进能源转型与发展。目前传统化石能源的资源税税率与可再生能源的税率并不平衡，如地热的资源税税率明显偏高。可适当提高煤炭等化石能源的资源税税率，鼓励企业利用清洁能源。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力度，鼓励更多的企业采用环保和节能的开采技术，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。二是推动交通部门转型，注重发挥税收约束作用，进一步推进成品油消费税改革，针对不同碳排放量的燃油设置差异化税率，促进燃料行业的低碳转型。这将有利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选择更环保的能源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支持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。在绿色交通领域实施税收优惠政策。例如，推进税收激励政策，鼓励推行更加节能、污染更少的铁路运输方式，减少对公路运输的依赖，推动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，实现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。进一步延续与优化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车辆购置税、车船税等税收优惠政策，鼓励公众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，支持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展。三是推动工业部门转型，从税制角度来看，应当积极促进环境保护税、资源税等各绿色税种之间的有效协调和互补，进一步推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“绿化”，以此来激励和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。对于采用低碳、环保技术和材料的企业，可以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方面给予税收减免或抵免。例如，对于生产过程中使用可再生能源或实施能源效率改进的企业，可以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。四是扩大绿色税收征税范围，深入推进消费税改革，将高能耗、高碳产品等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。适时将森林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，促进森林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开采。适时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，引导企业在新能源等领域积极创新，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协同，从根本上推进减污降碳。五是深化绿色税制改革与国际接轨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，坚持公平、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和各自能力原则，积极参与全球绿色规则制度体系的建设与优化，推动国际社会完善现有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，制定和推广国际环境标准，鼓励更多国家加入和遵守多边环境协议，推进私营部门投资绿色经济，共同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。进一步推动气候外交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，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环境保护规则谈判，构建与碳边境调节机制衔接和协调的国内税收制度，进一步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构建我国绿色低碳新发展格局。

　　在完善财税政策，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方面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，鼓励发展慈善社会公益事业。税收作为引导力量，通过简化减免税流程、拓展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、放松对慈善组织规模等限制条件，进一步优化慈善捐赠等相关税收政策，完善慈善信托税收激励政策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捐赠和慈善活动，可以支持教育、医疗、科研、文化等领域的发展，促进社会公平和公共福祉。适时推进财产税改革，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代际间的财富积累，通过合理的税制设计、适当的税率设置和有效的税收征管减少财富的不公平集中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，推动第三次分配在实现社会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　　在优化财税政策，提升企业治理水平方面，一是稳定市场主体，激发企业内生动力。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，持续提升政策的协同性和精准性。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方面入手，扎实推进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地落实，引导各类要素资源投向实体经济，持续为制造业企业纾困解难、增强信心，助力实体经济稳步发展。二是激发创新动能，助力高水平科技创新。发挥好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，强化科技投入效能，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，激发创新活力。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，建立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财政投入机制，多管齐下支持基础研究，对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培养、激励给予更好的资金安排。拓展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。进一步丰富税费支持方式，引导企业向研发投入要效益、以涵养科技型人才提高竞争力。进一步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，将科研“软实力”更好转化为产业升级“硬成果”。三是强化税收中性，提升税制整体运行效率。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，完善增值税税率结构和抵扣链条，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十大配资推荐，实现增值税进项税额“应抵尽抵”“应退尽退”，消除重复征税，做到征收范围广、税率结构优化，实现税制公平简洁，减少对市场干扰与扭曲。四是构建由政府引导、市场驱动、企业主导，融合产学研用的税务生态系统，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。着力打造应用场景创新平台，定期发布应用场景需求目录，允许创新企业在受控安全的环境中有条件访问与使用数据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。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，构建财税合规的数字化平台，提供标准化解决方案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，推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。最后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深刻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应持续探索优化提升我国企业ESG表现的财税政策，让ESG融入企业发展的脉络，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，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共建共享美好生活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